1

松阳位于浙西南，多山，交通闭塞，在很长一段时间并不为外人所知，直到近几年的乡村改造与民宿热潮，才将这个小县城推到众人面前。人们称这里为“江南最后的秘境”，“秘境”二字包含了太多浪漫想象，但抵达的路途并不容易。飞机落地温州，再坐1小时高铁抵达丽水，挤上座椅扁塌的小巴车，再昏昏欲睡1小时，松阳县城总算到了。来过你就知道，古村落能在这里保留下来，不是没理由的。

从县城打出租车前往蛤湖村还要30公里，上条辽太郎只发给我一个模糊的定位，让我进村给他电话，他出来接。一路上，司机大叔对我的目的地很是疑惑。

“你来旅游的？”

“来见朋友。”

“网友啊？”他拖长了调子，意味深长。

“不是啦，我朋友一家刚搬到这儿，我来看看。”

“那肯定是很好的朋友咯？不然谁跑这么远过来。”

在松阳，像陈家铺、杨家堂这样的村子名声在外，人们从世界各地而来，专爱往村子里钻，然后以一两千一晚的价格住进网红民宿，司机大叔对这些早就见怪不怪。但蛤湖村平平无奇，既没有奇山秀水、青瓦老屋，也没有网红民宿，唯一值得说道的，就是村里人多姓包——据说是宋朝包青天的后代——政务网站的村子简介还补充道：精忠爱国在蛤湖人的血脉里世代传承。

车子经过穿山隧道和水库大坝，最后停在蛤湖烟酒小卖部前。很快，辽太郎抱着孩子出现了。

在中国，辽太郎的朋友们都称他为“六”。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33岁要略大一些，穿一件软塌塌的灰色卫衣，牛仔裤上满布泥点，就在你以为这是个道地农民时，他头上的彩虹色毛线帽、打结的长发和浓密的胡须，又在提醒你他的嬉皮本质——除了种地，他最爱的就是玩音乐。我想起一个大理朋友的评价：大理只有一个真正的嬉皮，那就是六。

六和小儿子天梦。（真真\摄）

3岁的小儿子天梦兴奋地在他怀里乱扭，脸颊上冻出了高原红；银灰色棉袄，两条裤腿上全是灰。带我穿进背后的泥土路时，六指了指眼前那栋小屋，门前的洼地里种了菜，养了鸭子，门口水泥地坪上还堆放着儿童车，云南牌照的摩托车只剩下一侧的反光镜，屋檐下晾晒了一排五颜六色的儿童衣物，典型的中国农家景象。

六在房前养了鸭子。（真真\摄）

2

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都躲不开这样一个发问：你为什么来中国？对于六来说，这个问题会更复杂一些：你为什么会来中国……种地？

多年下来，他总结出一个标准答案：缘分。

六出生于日本千叶县一个普通家庭，父亲在一家大型制造企业工作，朝九晚五，日日往复。他小时候热爱足球，和大多数男孩没什么不同，进入叛逆的青春期，他留起了脏辫，流连于东京的电子乐俱乐部，打工时误入讨债公司，依靠演技和骗术拿到了丰厚的报酬。

从18岁开始，他的生活便是一连串的逃离。年轻人的反叛是对上一代生活方式的质疑与挑衅，为一家企业效力终身，这样的未来他从未期待过。他从大学休学，去往澳洲打工旅行，在那里头一次接触到农场生活和森林电音派对，也感受到了不同文化的碰撞。

回到日本后，他一边继续学业，一边在国内外四处旅行，以工换食宿，干起了农活，学会了开拖拉机。一次在印度学习瑜伽的旅程中，他接触到“自然农法”。这种种植方法源自日本，1940年代福冈正信提出构想，倡导不耕地、不施肥、不打农药，让农作物按照本来的样子生长，和周围环境实现良性的自然循环。和瑜伽一样，自然农法关乎身体与精神，在六看来，吃自然生长的植物，心也会变得干净。虽然那时他尚未明确未来的方向，但当他和日本的朋友们尝试在乡下边玩音乐边耕种时，他发现依靠土地也可以生存，逃离上一代朝九晚五的生活模式，或许会成为一种可能。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2岁：在一次爬山过程中，他从山顶摔下，断了一条腿，被直升机救回一命。此前一位四国的朋友自杀离世让人惋惜，而这次，他发现死亡原来离人如此之近。

短暂的磨难与停滞有时更能让人看清生活的本质与内心的渴求，病床上，他审视着过往飘忽不定的生活——在日本，人们用“脚不沾地”来形容这种状态。现在从高处跌落，像是命运的暗示，“你该回到土地上”。伤好后，在朋友父母的拜托下，他用40天时间徒步走完四国岛88座寺庙，历经1300多公里，这在日本被称为“遍路”，是一趟朝圣旅程。他发现人生很像“遍路”，“有时困难，有时轻松”。命运就这样埋下伏笔，一条不寻常的路已在他眼前展开。

那时他从未设想过这样的生活——在另一个国度娶妻生子，男耕女织。但在2011年抵达大理后，一连串的巧合造就了命运。是巧合让他在清迈遇见了当时的女友绫子，绫子与他有着相似的人生轨迹，从未在公司稳定工作过，总是边打工边旅行，切换着目的地；也是巧合让一个小生命降临，让他们迅速进入到父母的角色，顺理成章在大理安了家，一住就是7年。

六在大理的住处，门上贴着三个孩子的名字。（陈雨潇\摄）

大理是藏龙卧虎之处，各路神人归隐于此，不同国籍的大厨、农夫、音乐人、画家汇集，在传统的白族乡土社会中，这群外来新移民以爱好和志趣组建起自己的社区。在这里，只需要去聚会和派对上喝几次酒，就能迅速建立起一个关系网。而在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人民路，或是人头攒动的柴米多市集，只需几次照面，陌生人也能发展出友谊。

2018年，作家苏娅在与六一家交往数年后，记录下他们的故事，出了一本以他名字命名的书。一时间，这个在大理种地的日本人被许多媒体报道，人们羡慕他逃离城市后开启了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也好奇他如何将种地和做音乐调和，让农民与音乐人的身份实现统一。在很多人眼里，六成了大理新生活的代言人。

2019年，六和法国画家John在大理流动杂耍艺术节上演出，手中的乐器是澳大利亚土著部落的传统乐器迪吉里杜管。（陈雨潇\摄）

我眼前的六矮小精悍，黝黑的脸上一半都是胡须，一说话便随之抖动。他早已习惯人们的到访，面对陌生人也没有过多拘束，既热情交流，又保持着一些距离。他领我进屋，堂屋里铺着榻榻米，成为了孩子们的游戏房，左侧是还未收拾就绪的工作室，里面堆放着他带回的种子、自酿的味噌、米酒，以及大件的榨油机等工具，右侧是客厅连接着开放式厨房。

“喝茶还是咖啡吗？”客厅里，上条绫子露出腼腆的笑，用生涩的汉语问我。她用宽宽的发带将长发束起，只露出光洁的额头，没化妆，但皮肤洁净，穿一件发旧的灰色抓绒帽衫，朴素而好看。在中国，朋友们都亲切地称她为“阿雅”。

尽管是农村的老房子，但客厅里收拾得洁净有序，冰箱上用便利贴写下了孩子们最近的计划，大儿子和空在8公里外的镇上读小学二年级，由六每天开车接送；二儿子结麻在隔壁的幼儿园上课，走几步路就能自行往返；小儿子天梦还能享受半年的放养生活，等进入幼儿园，阿雅就能拥有更多自己的时间。

踏着木楼梯上到二层，这里是六的音乐工作室、卧室和客房。工作台上摆放着做电子乐所需的笔记本电脑、MIDI控制器，也有传统乐器尺八，云南的民间乐器口弦，墙角显眼处则放着一根长长的迪吉里杜管——初到大理时，六就是在古城博爱路上演奏这种乐器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

六自己做的烤箱，可以烤披萨和面包。（受访者供图）

他按下电脑播放键，电子乐的节奏与旋律响起，接着取出迪吉里杜管，低沉浑厚的乐声融入到鼓点中。过去他常常在市集和音乐节演出，在自己编写的电子乐框架上加入传统乐器的即兴演奏，也会搭配佛经的吟诵。“我做的音乐会有我的味道，因为我也种地，不像其他producer。”他笑道。

有时候人们对身份的理解太固化，农民和电子乐制作人之间似乎隔着无法越过的鸿沟。对六而言，澳洲森林派对、印度瑜伽打坐与日本乡下的自然农法，都在他身上留下了烙印。他渐渐发现福冈正信的理念并非只是种地的方法，更像是一种philosophy（哲学），包含着全部的人生态度。“在中国没有这样的人，我的音乐不是土，是有味道的。种土地的人也会发现原来我们还可以做音乐，这样就没有界限，也能吸引到更多人。”说汉语时，他常伴有停顿、思索和重复，循环使用简单的字句以抵达意义深处。

六和妻子阿雅在准备晚餐。（真真\摄）

3

回到客厅圆桌旁坐下，1月的松阳气温降到零下，比起大理干爽温和的气候，此处的湿冷显然需要花时间去适应。阿雅用日语和丈夫沟通一番，六捧起砍好的柴火，点燃后放入自制的壁炉，屋子渐渐暖和了起来。

我想象着这样一个五口之家，既要携带日常生活物件，又要搬运大型设备，搬家会是怎样一个浩大的工程，当初又是什么样的念头，让他们决意离开生活了7年的大理？

“为什么离开大理呢？”六自言自语思索道，接着给了我一个出其不意的回复，“大的原因是，那边的生活太好了。”

哪有人会因为生活太好而逃离的？我心里暗忖。六向我解释：“因为太稳定，有很多朋友，经济方面也没有问题，我们认识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都知道我在干嘛，跟本地人关系也还不错，我跟阿雅考虑，我们一直在大理，也不可能。我种东西，在大理的环境里，已经花了很多年，其实确立了，地也养得很好，再做下去就是做同样的事情。”

这下听明白了，原来是要逃离舒适区，在其他地方重新实验种地这件事。

在六的世界里，困难仿佛是乐趣的同义词。回想着初到大理时，他不会说中文，也没有老婆，独自面对重重阻碍，用时间去克服，看着生活一点点变好，就像游戏打到通关。这种感觉他想再来一次。

2019年，六和两个??在大理收割??。（陈雨潇\摄）

离开大理的首选并不是松阳。最开始，浙江一家企业邀请他们入驻一座小岛，还开出了宽松的条件，让他们既能实践自然农法，又能分享自己的种植经验。一家人就这样带着一卡车家当从西南迁徙到岛上，开始了全然陌生的生活。

然而到了岛上，生活的不便利越发显现。尽管小岛有着自己的生活体系，但缺少基础的配套设施，采买物资和两个孩子上学，都需要经人协助才能坐船前往岛外。过程中，他重新审视起自己与世界的关系，过去他离开日本云游四海意味着自由，在大理与妻儿一同安于田野也是自由，如今岛上的这份工作提供了暂时的安稳，但也不可避免带来了限制，这与他的理想背道而驰。

那一年的岛上生活六不愿多提，2020年他再次打包行李，带着一家人离开了小岛。

命运再一次让他们面临选择，彼时身边有不同朋友向他们发出引荐和邀请。在疫情刚刚缓下来那阵子，他们用一个月时间辗转14个地方物色落脚处。

六喜欢浙江，在这里不仅可以依照当地的土壤环境和自然气候，重新试验自己的耕种方法，同时还能极为便利地去往上海、杭州，这些城市有着相当活跃的音乐氛围——初到浙江时，他已经依靠音乐快速融入到一个新的群体中，在义乌和千岛湖的生活市集上都演出过。

因为汉语没那么熟练，阿雅始终倾听着我们说话。生活的不确定性带给男人的是新鲜感，那么对于家里的主妇来说，离开大理又意味着什么呢？我看向阿雅。

她这才慢慢开口。实际上，在大理她也有自己的烦恼，看似安稳的生活，却经常会受到陌生人的打扰。“在大理，很多不认识的人来，一个礼拜十几个人来敲门”。自从他们的故事被报道后，许多旅行者来到大理都会自行摸索到他家，敲响院门。“顿顿顿，”她右手拱起做出敲门的动作，嘴里模拟出声响，自己也忍不住笑出来，“我还可以，我总是说我听不懂”，然后她转向六，“他聊天半小时，一个小时，有的时候好的人来，有的时候奇奇怪怪的人来，没有打电话”，她努力表达着意思。不速之客里，有人过来喝茶聊天，还有人过来要个Wi-Fi（无线路由器）一坐就是一下午，而出于礼貌，夫妇俩也不知该如何拒绝。

“我都没办法工作了。”六无奈地笑。在很多人看来，他的“归田园”式生活处处透着清闲，但实际上，日常的每一件事都需亲自操持——水稻小麦要下田耕种，萝卜、茄子、辣椒等蔬菜要留心时令去更换，鸡鸭每天都需喂食，下的鸡蛋要去角角落落捡拾，火麻籽榨油既可以食用，也可以加工成润肤霜洗面奶，大米加上酒曲发酵能制成米酒，将大米、小麦、火麻籽混合则可以发酵成味噌，麻布搭配植物染料就能扎染出花纹。还有迪吉里杜管，也是他用一棵梨木亲手制成的。

六在制作味噌。（受访者供图）

生活的方方面面，哪一样不需要花费持久的时间与精力去造就？诗和远方多半是骗人的，而汗水和艰辛往往并不轻易示人。

“在大理就是认识的人太多，太累了。”六感叹道。

4

庆幸的是，在松阳暂时没有这个烦恼。过去在大理，他拥有了新的名字与身份，朋友和派对不断；而来到松阳，生活忽然安静下来，一切又回归到家庭和土地。这里供给他足够的新鲜感和自由，既没有大规模的开发改造，也没有外地人或外国人，初来时，认识的人一只手便数得过来。尽管现在，整个镇子的人都知道村里来了一户日本人，但也只是好奇地议论而已。

在松阳，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对日本人仍心有芥蒂——半个多世纪以前，日军曾侵占此地长达28天。而大多数村民则对这一家子十分友善，房东老包几乎天天来串门聊天，也常常有人将自家种的菜送到阿雅手中——我们聊天的当口，就有一个阿姨抱着几颗大白萝卜过来了，操着一口无法听懂的本地话，热心地递到阿雅手里。

村民们自发地关照着新来的一家人，他们的到来似乎为这个缺少年轻人的沉寂村庄带来活力，村里甚至还开起了一家民宿，人人都盼望着蛤湖村能因此发生些改变。

六也喜欢和村里人交流。他从村民口中听说了本地的环境和物产。过去，村里人以水稻为生，十几年前开始流行种植香菇，而最近这几年，种地的人越来越少了，大多数人去了杭州或上海工作。

初到松阳，六每天忙于装修房子。（受访者供图）

在大理，他已经掌握了生存的诀窍，而在松阳，一切都要重头开始。

重新装修房屋花费了他们好几个月，现在依旧是进行时，从整修瓦片到铺上榻榻米，之后他还打算在户外造一个披萨炉和日式泡池，让生活变得更完整；原本一位企业家打算将一座占地几百亩的荒山交给他打理，合作最终没谈成，他便从村民手里租下2亩荒地先行试验。第一年往往是最难的，要观察当地的气候和土壤条件，挑选出适合的种子，毕竟光是白萝卜这种蔬菜，就有好几十个品种。

荒地距离此处5分钟车程，我们决定去看看。六发动汽车，连上手机放了一段电子乐。刚到蛤湖村时，他从邻居阿姨手里买下了这辆二手的银灰色面包车，花了8000块，原本4万多的里程数，不到4个月后已经开了5万多公里。

沿村里小路盘旋上山，新修的水泥路一直延伸到荒地。远处雾气浓重萦绕在山间，近处是成片的山茶和栗子树，我们沿田埂往深处走，疯长的杂草和灌木攀升到两三米，人迅速淹没其中。

六指着这些杂草告诉我：“没有杂草什么都不能活，有杂草土很肥。”在他眼里，这块荒废了七八年的土地上铺满落叶和树根，土壤很松，虫子和微生物丰富，这一切都意味着土壤肥沃。接着又扭头对阿雅说，这些“kaya（茅草）”可以用来做屋顶。所谓物尽其用。

六在松阳开荒。（受访者供图）

在大理，耕地是现成的，四季气候得宜，大多数作物都能生长。而在松阳则要从荒地开始，将灌木砍断才能开始播种。他还听村民说山上有野兔出没，或许会滋扰农作物生长，只能默默祈祷着兔子能少吃一点。

落脚此地4个多月，经历了炎热的夏秋，湿冷的冬天，他已经根据本地气候盘算好后续的耕种——除了常规的土豆、西红柿、辣椒等蔬菜外，这里也适合西瓜和地瓜的生长。另外荒山上结有野生的猕猴桃，在大理他从未种过水果，现在也将有新的尝试。

他依旧实践着自然农法。不翻土是为了不破坏土壤里的生态平衡，杂草、虫子、土壤连同农作物是一种共生关系——虫子会吃掉部分菜叶，同时也会吃杂草，在这个过程中，生命力弱的蔬菜可能会死掉，而生命力强的种子则留了下来。

六珍藏着几十种收集而来的老种子，每一颗身上都藏着自然农法的秘密。在日本农场，杂交种子是主流，它们随现代农业而普及，收成好，效益高，但缺点是下一代种子可能会退化，于是大多数农民不再保留种子。而在自然农法中，农人选用传统品种耕作，收成之后，筛选出长得最好的作物，把种子保存下来。种子和土地相互磨合，在迭代优化中实现了延续和循环，农作物也因此越长越好。

在大理居住时，六和日本朋友摘下植物的种子，收集起来以便来年播种。（陈雨潇\摄）

不施肥则是为了避免另一重问题，化肥会加重土壤中的虫害，于是打农药又成了必然，如此往复便形成死循环。在六的书中，他写道：“我们往往做得太多，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无穷无尽。在自然农法里，事情很简单：能种或不能种。长不大的就不要种，不能种的就不要吃，因为那是你身体不需要的。”

六并不奢望能在土地上收获满分，也不追求大规模效益，此前在大理种水稻，收成最好的时候也不过亩产400来斤。但许多朋友尝过他种出来的蔬菜，虽然个头不大，但滋味更为浓郁香甜。

5

在松阳，每当他装修或是干农活，都会有本地老百姓跑过来围观。有人会指出他这个方法不好，而他从不辩解。他总结出了一套和村民交流的经验，既不主动灌输自然农法的理念，也不必为方法不同而引起争论，他通常会告诉大家自己正在做实验，“如果你告诉他们农药不好，这样就对立了”。在大理时，村民们一开始也会怀疑这样的耕作方法是否能有收获，但后来看到田地的杂草间长出蔬菜，证明不除草不打药也能行得通，他们的想法自然就转变了。

在田间劳作。（受访者供图）

房东老包几乎每天都会来串门两三次。他约莫五六十岁，穿深色夹克，头戴棒球帽，儿子女儿都在外面买了房，如今就他独居在村里，有时候他也想过离开，去上海找点事做，发挥余热。

我们来到室外，空气里飘荡着鸡粪的气味，眼前洼地里是六在去年10月种下的萝卜、小麦和洋葱，稀稀疏疏长在杂草间，叶片已经打蔫儿了。

老包用手指着这块地：“你看都死了，种不活。”

“是不是天气太冷冻死的？”我说。

“那为什么我们的菜能活？”他指指远处菜地里，一茬茬包菜圆滚滚，“像他这样不打农药，不开荒，种地是种不来的，你看就种成这样了。”

接着他又指向田埂边：“这些灰就堆在那，也不用，里面是有钾的。”

他露出颇为可惜的表情。在他看来，日本人这个种地的方法根本行不通。

“一个日本人跑来松阳种地，你觉得奇怪吗？”我问老包。

“我也不奇怪，我觉得他们是来过生活的，不是开荒种地的。我问他要不要赚钱，他说对钱不感兴趣。”老包笑了起来，又自顾自地说，“还是太年轻啊，他还是在研究，不内行。等3年以后就知道了，看看他有什么手艺。”

六倒不担心自己的手艺，对他而言，在松阳生活最困难的是孩子们的教育。

前一年大儿子和空在岛上读完了一年级，如今则颇费周折转到大东坝镇的小学，这意味着孩子要重新适应新环境，结交新朋友，作为外国人，交流更不易。“孩子比较可怜。”六直言，但同时他也相信，童年时遇到的困难会成为孩子的养料在他长大后帮助他。他始终认为，相较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更为重要，“学校是跟小朋友交流学中文的地方，而我们身边很多艺术家，很多奇怪的人，让他们知道有这样的大人和这样的人生，我们可以让他们看更大的世界”。

孩子们在溪涧玩耍。（受访者供图）

每天下午4点，六会开车去小学接和空回家，这时阿雅会准备好一小份点心便当，让孩子在路上能垫垫肚子。和同学们相比，和空显然要幸运得多，村里的孩子父母大多在外务工，他们几乎从小学开始就习惯了住校生活。而在六看来，每天的接送算不上麻烦，能让孩子住在家里和弟弟们玩耍是理所当然，“玩是很重要的事。”

当和空、结麻放学回来，家里就到了最热闹的时候。3个男孩在游戏房里光脚比赛跑步，或是玩着从学校里学来的游戏“老狼老狼几点钟”。让阿雅感到欣慰的是，孩子们的汉语读写要比她好太多，哥哥和空有时会捧着中文书讲故事给弟弟们听，二哥结麻则喜欢用乐高拼出心中的英雄，弟弟天梦学会了用哭闹来争夺宠爱，也会在爸爸做音乐时胡乱地扭动乐器，以为自己也是个小小音乐家。每当妈妈和面、擀面准备晚餐时，两个大孩子会凑过来抢着帮忙，生怕自己落在后面。在这个家庭里，父母没有缺席，孩子们得以释放自己的天性，同时又能相互关照。

孩子们的玩具。（真真\摄）

对于孩子们的未来，六和阿雅不作任何设想。留在农村或去大城市上班，只要孩子们愿意，他们大可以去尝试。六对他们仅有的期望不过是“别偷别骗别抢”。

他想起当初和阿雅在一起，岳父提醒阿雅说，你跟这个男人在一起“没有稳定，但是很刺激”。而这么多年，岳母始终不理解他们的生活，“他们不会觉得很酷，也不相信为什么会有媒体来你们家做采访。”六笑道。但看到几个孩子都长得不错，老人也就安心了。

这一家子从未循规蹈矩，有人羡慕他们的勇气，也有人质疑。对于六而言，他从不认为自己拥有什么过人的勇气，也并不认为在城市生活就是错误。“他们觉得我厉害，我也觉得他们厉害。”

无论是妻子孩子，还是当下的生活，在他看来都是缘分。“结婚的时候我钱很少。很多人说，我没准备好，但是你说的‘准备’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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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受访者供图

我和大黄认识30多年，我们俩的父亲同在一个科研单位，后又住在同一栋家属楼，两家关系很好。坦白讲，小时候的我并不太喜欢大黄，因为他就是我妈经常用来鞭策我的“别人家的孩子”，而我妈“修理”我的招数，也大都源自于大黄他妈的“亲自指导”。

从小我俩就一个班，区别在于，我是个家长老师头疼、是非不断的差生，而品学兼优的他则是老师家长眼中“祖国含苞待放的花朵”。这自然造就了我们截然不同的童年经历——一个是被呵护溺爱的天之骄子，一个是人人喊打的负面典型。

最尴尬的是在家长会上——他爸得意洋洋地接受表扬、分享教育经验，我爸则被气得咬牙切齿，全程保持低头站立——因为在老师通报的任何一个恶劣行径之后的点名，似乎永远都有我。于是，每一次家长会后，楼上的我被揍得鬼哭狼嚎，而楼下的他则在欢声笑语中抱着各种奖励。

不过，我俩那时的关系还算不错，至少也是“各取所需”。我帮他收拾欺负他的人，他帮我写作业、考试时递纸条。我俩彼此心照不宣又配合默契。至于结果，大概就是我在打架的路上渐行渐远，而他的学习成绩节节攀升。

到了一切用学习成绩说话的初中，大黄更是成了“国宝级保护动物”，还学会了“顺势而为”。

那是1994年世界杯期间，我俩逃学去家门口附近的录像厅看球赛，遇到几个混混拦路抢劫，为了保住那几块从牙缝里挤出的零花钱，我率先发起了进攻，而大黄也毫不犹豫地加入了战局。

战斗惨烈，作为“主攻”的我自然伤痕累累。当父亲单位保卫处干事全副武装赶来救援时，头破血流的我不仅手持了一把抢过来的三棱军刺，脖子上还多了个大黄一直随身携带装饭盒的军用书包。而在保卫处干事翻开那沾着鲜血的书包检查前，连我都不知道这孙子居然在里面藏了一块板砖。

好在，那个年代里，这种性质的斗殴打完就算完事了，没有索赔更不会有“碰瓷”，但父亲单位保卫处的责任追究还是在所难免。

大黄矢口否认书包是他的（当时学生背的都是军用绿书包，大多里面也没有书，只有饭盒），更“一口咬定”他只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反正里面的饭盒也没写姓名。尽管我也不承认书包是我的，但显然，我所有的解释全被视为了狡辩——别说是处理案件的保卫处干事和大黄的父母，就连我自己的亲爹也绝不相信大黄这种乖孩子会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来——干这种坏事的必须是我，不是也是。

那晚之后，手持利刃、胸挂板砖的我一战成名，更加臭名昭著。而大黄则成为了见义勇为的标兵，从父亲单位到学校，各种鲜花各种掌声各种奖状，他都一一接受了。

“我说大黄啊，你没事搁包里放块板砖干嘛啊？”我记得后来我问过他。那时候我觉得，关于大黄的栽赃嫁祸，虱子多了不咬人的我早已习惯了，但他的书包里惊现板砖的事始终让我好奇。

“我锻炼身体啊。”大黄回答得大言不惭。

“你锻炼身体还知道拿那玩意往别人脸上抡是不？”我有点恼火，“你要不说实话，我揍你哈！”

连我自己都没想到的是，大黄居然比我更愤怒，对我咆哮着，“你天天下午去体校训练，别人要欺负我怎么办？我不得弄点东西防身吗？”

似乎他说得也没毛病，他确实天天帮我写作业了，是我没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那一瞬间，我真的很羡慕大黄，这孙子的命咋就那么好，连干坏事都能理所当然地逃脱处罚呢。

2

整个初中阶段，大黄书包里一直带着板砖，有一次还真派上了用场。

刚上初三时，我在一次公交车上的斗殴中，情急之下抢过来大黄的书包当作武器，结果这种随时可能反弹的“软兵刃”直接砸到了自己脑袋。而被缝了8针伤愈之后，我的脑袋似乎被砸开了窍，居然稀里糊涂地考上了一所重点高中。

自那以后，大黄对于自己包里的板砖更为“崇拜”，但在日后的使用中，那块具有魔性的板砖再没发生任何特效，而他自己的成绩也直线下滑，直至在高考时名落孙山。

不过他父亲只当这是一次失误，也没发任何脾气，只是积极花钱疏通各路关系，送他去了另一所升学率不错的高中复读。一年后，大黄顺利考进了本市最著名的一所工科院校的日语系。

一切依旧十分顺利。

再次见到大黄是1999年初。大二的第二个学期开学时，我和哥们秦东在校外“勤工俭学”，开办的一个只有8台电脑的“电脑房”已正式进入盈利状态，而不再为钱发愁的我俩又同时收到了学校里发来的“降级通知”。虽然降级这事是意料之中的，但怎样跟家里交代，始终还是件头疼的事。

然而，更让我无语的是，闻讯而来的大黄居然抱了2盘10万响的“大地红”炮仗，颠簸了两个多小时的公交车，特意跑我们男生宿舍楼下崩了个鸡飞狗跳，以此来庆祝我俩又回到了同一个起跑线上。

“我说哥们，你是不是缺心眼啊？！”这是无缘无故被校警当作放炮仗的重要嫌疑人而被叫去各种盘问的秦东，见到大黄时说的第一句话。而大黄只是默默地从书包里掏出了块板砖，上面还赫然贴着“性感女明星”的“生活照”，笑呵呵地说了一句，“咋的？不服咱练练？”

秦东这辈子没服过谁，但那次他真是对这位跋山涉水跑来栽赃嫁祸他、还随身携带板砖的大黄佩服得五体投地，甚至主动做东，要结识这位来自名校的二货。

和我们一起的还有同校的段军。段军是大黄复读时的同班同学，可能是臭味相投的原因，两个人的关系相当好。如果说大黄对“生理卫生”情有独钟的话，那么段军对游戏的痴迷程度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跟大黄一样，段军也是个看起来老实巴交、给他个嘴巴都不敢放个屁的人，但眼睛贼溜溜直转。

在秦东的张罗下，那天晚上，我们这4个关系复杂到如同近亲结婚般的爷们，凑在一起喝得痛快也玩得痛快，由此开始了那恩怨情仇交织的十几年。而且，也就是在我们的聚会上，大黄一生中重要的女人出现了。

3

关于华姐到底长得像张曼玉还是王祖贤，我和秦东始终争论不休。华姐比我们大6岁，是我们电脑房隔壁洗浴中心的老板，更是我俩当年共同的女神，在她的地盘上我俩都不敢造次，只是把那当成晚上过夜的地方。

“哎，你俩看看，吧台里那个妞，长得像苍井空不？”尽管眼神已经迷离，但醉得连路都走不明白的大黄，眼睛却始终没有离开坐在吧台里的华姐，甚至直接掏出书包里的板砖，给我们看“苍老师”的生活照。

我和秦东对视了一眼，行家到底是行家，除了华姐身上的衣服多点，俩人真的太像了。

后来发生的，就不宜在这里详细叙述了，但大黄这个从没有过女朋友的人，在那天晚上“沦陷”后就失踪了。再次见面已是一个月后，当这孙子跟中了彩票似的摇头晃尾地走进我们电脑房里时，身后赫然跟着的是我们的女神，华姐。

“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我女朋友……”

“姐，你这是脑子让驴给踢了？”正躺在炕上看小说的秦东，被惊得连滚带爬地滚下了炕。

我似乎明白了什么，按照大黄那被板砖拍过的脑袋来说，这小子应该是醒酒后发现自己在人生的第一次理论转换为实战中“失身”了，气急败坏就去找华姐“索赔”，然后就以自己与生俱来的“天真烂漫”德行感动了阅人无数的华姐了。果然，一脸幸福的华姐捂着嘴笑着说道，“人家大黄多好的一个大男孩啊，哪像你俩这两个小坏蛋！”

“姐，你真该去看看眼睛了……”我已经无语了，要说我妈被这孙子的忠厚老实相给迷惑了那么多年还有情可原，但华姐什么样的男人没见过，居然也瞎了？

关于华姐和大黄之间的恋情，包括我和秦东在内的所有人都不看好，觉得那不过是一段短暂的火花四溅。毕竟，无论是华姐比大黄大了6岁，还是华姐曾经的职业范畴，这段看起来离谱又离奇的恋情注定不会得到祝福——当然，其中反应最激烈的，无疑是大黄的父母，他们甚至都找到我家里来质问我的父母，认为是我这个臭名昭著的坏小子把他儿子引入了歧途。

理论上，他们说得也没毛病，毕竟我也算是大黄和华姐的“月老”，但这哥们后来的表现完全属于即兴发挥。

事实上，这段不被看好的恋情，却又继续让大黄活在更大的庇护下。华姐不仅成为了大黄的女友，甚至成为了扫平大黄往后成长路上一切障碍的“保护伞”。用秦东的话来形容，那就是——“华姐连大黄他妈、他姐、他老姨外加他老板的活，一个人都干了。连同这一路上的所有牛鬼蛇神，都一并摆平了。”

两人在一起后，为了避嫌，华姐转让了自己那堪称日进斗金的洗浴中心，跑到大黄所在的大学外开了家服装店，一心一意地陪着大黄读书。当然，这位经历丰富的女人，无疑也是大黄的第一位真正的人生导师，不仅把他的衣食住行照顾得妥妥帖帖，更在大黄那实在拿不出手的学习成绩遭遇到危机时，利用她所擅长的处世哲学与人脉疏通，屡次帮他化险为夷。顺利升到大三的大黄，更是在华姐的各种运作之下，不仅成为了学生会主席，更成了预备党员，羡煞了我们一帮人。

当然，大黄在这期间，也将在学校里学到的管理知识活学活用，正好碰上市场利好，硬生生把华姐那间50多平的小服装店，变成了在本市拥有6家分店的连锁公司。待到大黄临近毕业之时，华姐不仅在本市最昂贵的小区里购置了一套超过200平的婚房，还动用关系和大额现金，帮大黄找到了一份让所有人羡慕的国企重要职能岗位的工作。

等大黄毕业这年的生日，华姐送给他一台30多万的原装进口宝来。那一年，这个钱足足可以买一百多台秦东开着满大街送打印机的微型小破车。那时候的大黄，也可谓是意气风发、年轻有为，连他们单位领导都时不时管他借车充充门面。

虽然恋情依然被大黄父母反对，但2003年，两人依然举行了低调又奢侈的婚礼。那天真正到场的，除了特意从国外赶回来的我、已经在北京给各大医院开办讲座推销抗癌药物的秦东、在IT行业混得风声水起后投身房地产的段军，剩下的不过区区10人，双方父母都没参加。但为了这场婚礼，大黄却花了近30万，单单华姐身上的那套特意让我陪他们去意大利采购的婚纱，就花费了16万——在那个年代里，那是一套两室一厅的价格。

婚礼上，在秦东请来的某位央视著名主持人煽情的祝福声中，华姐哭了，大黄也哭了，在场的所有的人都哭了。而我更是无比羡慕大黄，不相信这世上还有人比他们的婚姻更幸福。

4

2012年，当举家回国的我再次与他们相聚时，哥几个都已经略有小成了。

秦东、段军都算是在行业中混出了名堂，而在名校攻读完MBA的大黄，更早已成为了那间著名的国企里最年轻的实职正处级干部，重权在握又前途无量，连座驾都换成了宝马7系。在家专心带儿女又一脸幸福的华姐居然越发光彩照人，绝对可以和小她10岁左右的苍老师相媲美。

更让他们开心的是，随着两个孩子的出生，无论是大黄还是华姐的父母，都真正地接受了他们。婚姻、事业、家庭大丰收的大黄，却让我和秦东越发“嫌弃”了。或许是无往不利惯了，这小子装逼拿价的德行几乎要嵌在骨子里，再加上那国企领导惯有的说话只说上半句的嘴脸，让我无数次想给那张幸福得不识人间烟火的大圆脸揍上几拳。

我和秦东总说，“相较于我俩这沟沟壑壑外加各种大坑的折腾，大黄这小子真是走了狗屎运了，顺风顺水又一点罪没遭，就成了精英一族。”

稍微遗憾的是，在我和秦东的媳妇不约而同对我们与华姐之间的亲昵表现出反感后，永远过不了自己心里深藏的那道坎的华姐，主动开始疏远我们。连各自忙碌的我们每年过年时聚到一起吃顿饭，她都找各种理由推脱。

随着大黄的工作和生意都蒸蒸日上，华姐回家相夫教子，不敢再给大黄任何意见了。而羽翼渐丰的哥几个，虽然彼此“嫌弃”，但情谊还在，也都成为了大黄坚强的后盾。

秦东的人脉圈帮大黄摆平了单位之外包括工程纠纷、老人得病、华姐生俩孩子在内的所有事务，而对于由IT转投房地产的段军，大黄的政府关系也能够助他一臂之力，就凭这哥俩那黑白通吃的打法，连大黄单位各种领导都时不时地有求于他们，集各种优越感于一身的大黄在单位里也开始横着膀子走路了，一副天下都在我手中的感觉。

那时，大黄常说：“我一个能在国企里混得风生水起的人，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我们都要赤裸裸地白他几眼，也没多放心上。

相较于我和秦东对于哥们纯粹的支持，段军就明显“套路”太多，总让大黄“冒险”做等价交换，我和秦东基本都不愿和他多来往。

所以，当国企大规模改制、资产重组时，大黄几次动用手中的权力为段军谋利，秦东多次出言提醒，但觉得世间好事如同探囊取物一般的大黄，已经根本听不进去劝了。我们也不再多言，毕竟他这一路走来，任何时候都有人兜底、帮扶，命运似乎总是站在他那一边。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2018年，我和秦东在各自的领域中几乎同时遭遇了滑铁卢，又手拉手地一头栽进了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中，被骗得爪干毛净后，秦东选择了皈依佛门，而我则在自我隔绝的沉沦之后，开始了告别过去一切的自赎之路，和大多数亲朋都断了联系，其中也包括大黄和华姐。

5

我做梦都没有想到，再一次与华姐相遇，居然同样是在洗浴中心。

2020年9月，疫情缓和之后，得益于曾经的一台抵账过来的猛禽皮卡，我在一位老朋友的建议下开始给婚庆公司出婚车，也算刚刚实现了生活自立，每逢疲惫不堪之时便到洗浴中心洗个澡做个按摩。

这次，正当我躺在沙发上闭上眼昏昏欲睡时，一条温度适合烫脚的毛巾飞到了我脸上：“你小子这是抢银行得手了？”

我一转身，发现笑盈盈站在我面前的女人，竟然是那许久未见的华姐。高兴得忘乎所以的我，一把拥抱住了华姐。却惊奇地发现，她竟然穿着按摩服务员的制服，满脸憔悴。

“姐，你这是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了？大黄呢？”眼见着华姐重操旧业，那一定是发生重大变故了，我又如何能不急？华姐低头整理着衣服，幽幽地说了一句，“走吧，姐请你喝点东西，咱下楼慢慢聊。”

下午的餐厅里并没有客人，华姐喊服务员要了一壶普洱茶，便在昏暗的灯光下娓娓道来。

她是个见过世面的女人，说话条理清晰但语速很慢，全然不顾急性子的我各种打岔。慢慢的，我听明白了其中的原委。

我和秦东的事，他们自然有所耳闻。那段时间，一心想帮我们渡过难关的大黄也去过几次我妈和我前妻家里，每次都带了不少礼物和现金，但始终没有得到我们的联系方式。这些我都大概了解也没有太大的意外。虽然彼此“嫌弃”，但哥们终究还是哥们。

然而，随着近几年经济不景气和国企改革，身居要职的大黄已自身难保，不仅收入大减，连一直引以为傲的铁饭碗也岌岌可危，一心想给自己留条后路的他看上了教育行业。2019年，他投入了三百多万开了一家超过2000平的综合性培训中心，砸墙拆棚重新装修后，年底开始招兵买马，没想到却遇上了近乎灭顶之灾的疫情。

大黄一路都顺风顺水，这时已然自负到听不进任何人的忠告了，华姐几次要求他“壮士断腕”赶快止损，都被他以“不懂行”为由干脆地拒绝。原本不差钱又怕影响不好的他，在疫情初期只能返还了招生团队收上来的全部学费和30多个教职员工的工资。这样一来，家里的钱已然快被耗尽。

而当疫情缓和后，准备重振旗鼓时，大黄才发现，那些白拿了他半年多工资的员工们，真正回来的不到一半。而且，那些教学方面的精英早已在网上自立门户，不屑于回来赚那点死工资了。

任凭再大的体格，也经不起如此折腾，当资金链越发紧张的大黄开始赌博似的重新招聘、并再次雇佣了专业的招生团队后，偏偏又赶上了自己的老妈和老丈人同时住院，两个年幼的孩子处处需要钱，如此，他的处境更糟了。

“大黄这孙子还是有韧劲。”听到这里，我忍不住再次打岔，尽管无论我还是秦东，都栽在了资金链告急后自杀性的赌博上，这样的后果，我太清楚了。

“是，在这点上，你们哥几个都是这样一根筋。”华姐忍不住笑了，“这些还不算，小雷刚上初一，小东又要上学，这又是一笔……”

我不忍多听，直接问出了我的心里话：“姐，那孙子哪去了？他要知道你干这个，不得把这洗浴给拆了啊？”其实，话已至此，我太明白摊子铺得这么大又赶上各种倒霉事的大黄，有多需要钱了。

“你真的不知道？还是跟我装？”华姐忽然变了脸，眼看着我不像装假，才叹了口气说道，“他进去了，现在在看守所还没判呢，但律师说，没个5年出不来。”

“啊？为什么？经济问题？”这个消息简直比我在洗浴中心重逢华姐，更让我震惊，但想想现在全社会都在反腐，身居要职又缺钱的他犯错误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华姐不说话了，慢条斯理地续茶，沉吟了半天，忽然抬头问我，“段军欠你多少钱？”

“啊？怎么想起来问这个了？姐你还不知道我吗，我手里留不住钱，他是在我手里拿过不少钱，但每次3万5万的，我真记不住了。”

“你都这样了，为什么不管他要？”华姐正在倒茶的手忽然停在空中，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

“姐啊，就他现在那熊样，我就算把他骨头砸碎了，他又能拿出多少钱来？”我忽然有种不祥的预感，大黄进去，应该是跟段军有关系。

华姐怔怔地盯着我看了许久，又摇了摇头，“不对，你没说实话，他现在肯定比你和东子好过多了，就算给你拿出1万块，也比你撅着屁股打工一个月赚得多吧？”

眼见着我的那点小心思被当场戳穿，我只能实话实说：“段军那人有多势利。我可太知道了，就我现在这熊样，这小子还不一定咋对付我呢，东子的钱他不也一分也没给吗？我现在够倒霉的了，去了自讨其辱不说，再一急眼给自己弄进去就犯不上了。”

这一次，华姐居然哭了，而且越哭越伤心，断断续续的，我才弄明白其中的原委——

原来，在我和秦东相继“夭折”之后，大黄的大女儿小雷2019年上初中择校时，只能相求于做过地产开发人脉比较雄厚的段军，而段军前前后后收了他40万的“关系疏通费”后，事没办成钱也没给退。当时手头很紧的大黄念在多年老同学的感情上也没多说。

到了2020年，实在被生活逼得走投无路的大黄想去找段军要点现金周转一下，段军却翻脸不认人了。大黄和他先是言语不和，后又发生了肢体冲突，最后架不住段军人多挨了顿胖揍。

向来高高在上的大黄怎么能容忍这种事儿？如果当时是我，我会立即躺地上报警，即使有些无赖更有些碰瓷的嫌疑，但警察到来之后的赔偿，可真不是民事纠纷的问题了，至少解决手头的燃眉之急，还是没什么大问题的。但可惜的是，大黄在情急之下，居然掏出了武器——虽然彼时的他已经没有随身携带板砖了，但他却直接带了把匕首。

段军本就是个声名狼藉的开发商老板，拖欠款根本就是家常便饭，对付这种登门讨债的手段，那些变化多端的花样是在学校里、教科书上永远不可能看到的。人家就是装腔作势地比划了几下，咽不下这口恶气的大黄就上了套。

其实，大黄并没有使用过匕首，更没有胆量杀人，但面对着翻脸不认人的兄弟和两个虚张声势的“狗腿子”，盛怒的他以为自己是在正当防卫，刺出去的匕首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捅在了哪里，却已经刺穿了一个人的脾、割断了另一个人的手筋，在他追到仓皇逃窜的段军前，就被早已接到报警电话赶到现场的警察按倒在地……

后来的一切，都不用哭成了个泪人的华姐再去叙述，这一次，根本没有任何人能帮得了大黄了。先不说债务纠纷是法院的事，单单主动上门在人家的地盘上寻衅滋事，还随身携带管制刀具，导致一个重伤害两个轻伤害，就已经是严重的刑事案件了。

这一年，大黄42岁。这一次，命运没有站在他这边。而且没有了老师和家长，没了华姐和几个要好的兄弟，人生中的第一次重大危机，他却把自己直接交给了警察和法院。这次，没有宽容、更没有偏袒，有的只是法律的严肃与公正。

后记

大黄的案子还在审理过程中，即使段军和另外两位受害者案发不久便出具了谅解协议，但大黄还是逃脱不了法律制裁。听华姐说，段军后来也跑得无影无踪，大黄的事儿也同样把他逼上了一条绝路。

如今，华姐还在洗浴中心做按摩小姐，独立抚养两个孩子的压力，让她也并没有太多选择。家里的变故她还是瞒着双方的老人，就像曾经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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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东北往事之二十年》剧照

2020年，多事之秋，我成了一名抑郁症患者，背部肌肉以及脖子突然僵硬、剧痛；失眠、惊悸，头发大把地掉；上吐下泻，常常大小便失禁；眼里看任何东西都是灰色的，还时常幻听，总觉得有人要带我走。

每天都有上千个声音在我耳边骚动，“该走了，跳下去就没事了。”我走到窗边，第一千零一个声音拉住了我——“你要把事情安排妥当，不然得麻烦别人给你善后。”

于是，把工作交接完毕以后，我开始着手安排自己的事情，分配财产，拍照片，买烟酒糖果。

我辞退了给我做了3年保洁和厨师的曹阿姨，多给了她4次的酬劳当作红包。曹阿姨没接，也不说话，她本就话不多，从不过问我的事，推辞了红包，转身就去收拾房间了，拖地、抹桌子，一遍又一遍，地板都能照出人影了，又做了好几天的菜，冻进冰箱。

出门前，曹阿姨才说，“我这几天刚好要回老家扫墓，你要找人替换的话，我有个人选。她是我朋友，比我能干，如果你让她过来，我就放一百二十个心。”

我有些不忍，这些年我经常生病，又不肯麻烦别人，都是曹阿姨带我去医院看病。有次我结石痛得在地上打滚，刚好她手机打不通，我一个人爬进电梯，再爬出小区打车，是出租车司机扶我上的车。后来曹阿姨知道了，手机再也不关机了。

直到出门那一刻，曹阿姨都有些魂不守舍，扶着门框对我说了很多话，“我不是赖着不走，就是怕不是时候，最近洗手间地漏总被短头发堵住，屋里的好多东西也都不见了……”除了家人和几个亲近的朋友，没人知道我得了抑郁症。面对曹阿姨，我始终一副笑脸，自认为她同样看不出端倪，强笑着对她说，“我是要去外地高就了，那边单位没说可以带家属。这些年多亏了你的照顾，以后想我了，随时来看我。”

曹阿姨不再理我，看到门口落了灰，从包里拿出抹布蹲下去擦了又擦，走了。

我在背后喊了一声“阿姨”。她没有回头，“不要怕，过几天我就喊人来看你。”

1

自从患了抑郁症，我有时连着几天不想吃东西，有时又想靠食物来填充内心巨大的痛苦，暴饮暴食，一直吃到吐。

曹阿姨走后的一天，我忽然很想吃东西。家里的厨具、碗碟因为几天前情绪失控，都被我砸得差不多了，我打电话叫了6份外卖，却发现每一份都难以下咽。尝试了几次都不行，我盯着那些饭盒哭了起来。

正好曹阿姨发来语音，问我吃晚餐了没有。我一时没忍住，撒谎说饭菜很好吃的时候起了哭腔。大概1个小时后，门铃响了。一个漂亮女人站在门口，卷发、淡妆，有明显的唇釉；修长的手，涂着粉红色指甲油，唯一不协调的就是地上的红色塑料袋。

我问她是不是走错地方了，女人熟练地给自己套上鞋套，“我替曹阿姨过来给你做饭。我是刚入行的小艾，你要多多包涵。”说着她还出示了健康码和健康证。

我茫然地走到一边，她大方地进了客厅，直奔厨房，很快就端出了一道土豆烧牛腩和一道清炒小白菜。怕我不肯吃，她说自己也没吃，问能不能在这蹭顿饭。

一顿饭的功夫，她详细地介绍了自己，今年43岁，已婚、未育，上过大学。见我表情诧异，她流利地说了几句我听不懂的英文，“名字难记，你叫我艾姐就行。”

艾姐和曹阿姨一样利落，很快就把家里收拾了出来，她用刷子仔细地清理每个角落，“我可没在磨洋工的，很快就夏天了，每块碎玻璃都要清理干净，不然再将你扎伤就不好了。角落里猝不及防的伤害往往更恼人，明着来的伤害还能避着点。”

擦窗边的玻璃时，艾姐抬头四处张望，将玻璃来回推动，几次掰动卡扣，沉思了一会儿，对我说，“我能不能请你帮个忙？曹阿姨这几天叮嘱我每天都要来做饭，但是我天生就恐高，一想到这里没有防盗窗，就双腿发软，心慌慌的。”艾姐长出一口气，“我知道我多事，一个保洁阿姨哪来那么多名堂，但我只要见过一次没有防护的窗台就会做噩梦，你能不能给家里装上防护网？”

我说自己不喜欢防盗窗，不但影响建筑美感，有时看风景还要隔着一些铁丝网，等待天边的云霞时都像是在偷窥，所以才只装了玻璃窗。

艾姐没接话，“最好是明天，我给你联系师傅，通宵把防盗窗做出来。你就当帮帮我，好吗？”

“那就装吧，是我的疏忽，让你受惊了。”

见我答应了，艾姐突然就不恐高了，还拿起抹布转着圈，嘴里哼唱小曲，像个二人转演员。待客厅和厨房都打扫完后，艾姐扭着身子，用拳头捶腰，哈着气说，“有些累了，今晚就这样了，剩下的活得明天干了。”

见我没应答，艾姐拿起茶几上的一盒氢溴酸伏硫西汀片说：“我先生也有抑郁症，不过我们挂不到号，吃不起进口药。但我会努力赚钱，明天你会给我好评吗？”

艾姐还在解释，我大概明白了她的用意，“我不会跳下去的，白天会砸到人，晚上会吓到人，下面还有一排才开了没两天、不知道是什么颜色的花，开花很美好……”我安慰艾姐。

我家楼下有5个商铺，关了3个，有2个是关着门但还在营业的，一家理发店，一家杂货铺。杂货铺的老板娘在外打工15年，投入所有的积蓄加上借的20万才开了这一家店，疫情期间亏了不少，但她总是笑眯眯的，每次我去买东西，都会笑着给我抹零。剪头发的小伙16岁，说自己是山里来的孩子，刚从洗头工升为理发师，很开心，说学艺有成就是骄傲。

这个世界总有人在认真而勇敢地生活着，我不能给他们带去灾难，只能另作安排。

给艾姐解释完，她再次检查了窗户的玻璃，用透明胶贴好，“这是封条，不能撕的。”

2

第二天早上9点，艾姐就来了，开门后笑着说，“我真怕这扇门打不开。”笑着笑着就红了眼睛。

这一次，艾姐身边多了一位温文尔雅的男士，脸庞干净，戴金丝眼镜，笑容可掬，手上拿着一本《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我望向艾姐，她只是笑。我主动帮忙推轮椅，男士说，“是不是觉得我好有福气。”

轮椅上的男士是艾姐的丈夫，我喊他斌哥，“这福气可大了，艾姐贤惠又漂亮。”

斌哥使劲点头，然后回头拉住我的手，宽厚而温暖，“我知道你病了，特意来看看。你不要看我坐在轮椅上，我没有你们痛苦，只要你艾姐还在，我就很知足。同样，你也会是一些人心底很重要的存在，只要你还能应声，对他们而言就很好了。”

我说人死如灯灭，到了那一步，其实没有人真正在乎的。

“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但如果真那么做了，就永远得不到正确答案。”艾姐接过话头，说起从前的事，“你知道吗？真正有福气的是我，若不是斌哥，恐怕20年前我就不在了。”

艾姐比斌哥大2岁，他们从中学到大学都在一个学校，“从小我就觉得艾姐是最好看的。但好多话我都放在心里，觉得说出来肉麻。可在彼此相依相携经过一些事后，才发现是苦咽下去，是甜就说出来，我们要共进退。”说话间，斌哥在轮椅上艰难地挪动身子，表情很淡然。

艾姐上高中时，长相姣好，追求者众，但艾姐都不予理会，只有一个叫肖鑫的，令艾姐拿捏不定，他是艾姐的历史老师，“我承认自己崇拜他，他知识面广又幽默风趣。”

肖鑫对艾姐平时照顾有加，却言辞得当，没有逾矩之处，久而久之，艾姐也乐于让他指点迷津。肖鑫强调两人的相处就好似父女，但艾姐后来才意识到，“像父亲一样，却终究不是——肖鑫只是花两年时间去扮演那个角色而已，一个小女生，哪会对父亲的身份设防？”

高三那年，肖鑫趁艾姐不注意，在办公室将她强奸了，“我甚至都不敢呼救，提上裤子那一刻，更没想过要报警，而是往另一个方向想，可能我还没准备好吧。”艾姐打心底不愿意承认自己被强奸，“在最好的年纪，最美的时刻，就要踏入大学校园里了，怎么能被强奸？或许我只是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仅此而已。”

事情发生后，肖鑫一如往常，若无其事，嘘寒问暖。艾姐却噩梦不断，每次醒来，都喘着气告诉自己，“不要怕，这是每个女孩必须要经历的阶段。”

艾姐成功地骗过了自己，“他说为了我的前途着想，到我大学毕业，他差不多就能把婚离掉了。”荒谬的关系一旦和爱扯上了关系，似乎就合情理了。艾姐时刻提醒自己，“要把这条绝路走通。”并且打定主意，等大学一毕业就嫁给肖鑫。

“除了操之过急，他没有别的问题，一切都是因为在乎。他是怕我飞走了，而我是喜欢他的。没错，我必须得嫁给她。是我主动爱上他的，是我勾引的他，我必须属于这个男人……”在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艾姐在日记本上写下这样一段话，一再地说服自己。

3

但生活从来就没有万无一失的算计——入学后，艾姐发现自己怀孕了。

这是肖鑫处心积虑想要的结果，他对艾姐说，“既然有了孩子，就早点办休学手续。我是一只连鸡都舍不得杀的人，绝不可能舍弃自己的孩子。你要知道，你是一个母亲啊。”

艾姐慌了，“之前辛苦掩盖的一切，以为被上了锁，却反而要被公之于众，我再没能力去说服自己，当牛做马都行，但突然让我成为一个母亲，那是决计不肯的。”

见艾姐态度坚决，肖鑫拿出了3万块现金，“我们各退一步，赌一把。找医生化验，是女孩，就拿掉；是男孩，你就为我生下来，我家的香火在你身上。”

“可我就是被强奸的啊，还一直在替强奸犯掩盖真相……我不是受害者，是帮凶，是个龌龊的、恶心的帮凶。不对，若是被强奸的怎么不报警？那么多受伤的女孩，都要忘掉伤痛继续走下去……”时隔多年，艾姐依然语无伦次。斌哥摇着轮椅过去拍她的肩膀，“你受苦了。”

艾姐说，她那时候才明白，在肖鑫眼里，她不是妙龄女郎，不过是一个年轻的子宫，“他说自己是农村人，当时算是村里最有出息的人，唯一的缺憾是没留下男丁，没法让家里的老人们安心。”

“就算我还想继续当鸵鸟都没地儿钻了。”艾姐没要肖鑫的任何财物，一个人跑去医院把孩子拿掉了，“就当自己以前是个婊子好了，那也有改过自新的机会吧。”

得知艾姐做了人流手术，肖鑫无法再假装斯文，跑去医院，将艾姐从病床上拖了下来，掐她的脖子，踢她的肚子，扬言就连给艾姐做手术的医生都没好果子吃。

打完人的肖鑫大摇大摆地走出医院，并往艾姐所在的大学递材料，说她男女关系混乱，未婚先孕，勾引老师，破坏他人家庭。20年前，学校对这种事讳莫如深，很快就开除学籍，处理了艾姐。

艾姐到头来也没有申诉，“自作孽，怪不了别人，只要事情了结，大不了复读一届，读一个更好的更包容的大学。”

即便灰溜溜地走出校园，艾姐也没想过要找肖鑫算账。然而，肖鑫一家却似乎没想放过艾姐，先是他老娘哭着喊着要艾姐赔孙子，然后是他妻子上门兴师问罪。

“她娘家在当地很有背景，经商的、从政的都有，肖鑫当时就像条狗一样跪在旁边，流着鼻涕说自己不想因二胎丢了工作，又心疼妻子身体不好，所以才找个外面的子宫来代替——就当是不花钱找个代孕。”

肖鑫妻子在一旁趾高气昂，抖着腿，斜眼看人。肖鑫却很窝囊，鼻涕眼泪一大把，艾姐觉得恶心，递去一张纸，他不敢接。

丑事传千里，艾姐身败名裂，所有人都指责艾姐下贱，破坏老师家庭，堕胎杀小孩，以致于她的父母都要蒙着面出门，而肖鑫却继续在讲台上风趣幽默地讲着课。

4

世界不该是这样的，艾姐觉得，“至少他不应该再站在讲台上，才做过的恶不可能像弹粉笔灰一样轻松抹掉。他是强奸犯。”

艾姐向警方报案，由于证据不足，不予立案；找教育局，教育局回复那是男女私事；找媒体和报社，说领导不批准报道；亲戚们则张罗着要将艾姐嫁到偏僻山区。

所有人都认为这一切是艾姐自找的——“自己没脸没皮，还要拉别人垫背。人家农村出身，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当了老师，你硬是要逼得别人家破人亡，小小年纪却恶毒到这个地步，自己打胎还有理了，换我们早就不吭声了。”

那些人越是劝艾姐大度，艾姐越是要辨个是非。她使出了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招数——带上肖鑫给她写的各种信，去他所在的学校（即艾姐母校）申诉。

与艾姐一起的还有斌哥，艾姐让他离远一点，“丢人现眼的事瞎掺和什么？”斌哥却说：“从此以后，我与你共进退，丢脸的是肖鑫，我要尽全力保护你。”

艾姐趁着自习课，跑上讲台讲述自己的遭遇：“我不是为了报复，是想告诉你们，肖鑫是怎样一个人，你们如何去辨别类似肖鑫那样的人，他玷污了讲台。”

艾姐讲到一半泣不成声，斌哥便接着讲，“我从来不觉得丢人，她心里积压了多少委屈，如果和你们说说，能减少一些，我就要让她说，谁进来阻止，我就打谁。”

到底是学生们干净，一些男生自觉站到走廊外面，对他们说，“我们帮你守着，校长不让你说话，我们就拦校长；肖鑫敢露面，我们就把他扔下楼，你是对的。”

如此大张旗鼓地闹了一番，肖鑫被停了职，可仅仅过了两年，又重新上了讲台。艾姐就此患了重度抑郁症。

很长一段时间，艾姐都觉得自己没脸见家人，也觉得男人脏，不让斌哥靠近。而斌哥却寸步不离，艾姐割腕，他就急救包扎，“大多数急救的方法，我都学过，包括心肺复苏。”斌哥对艾姐说，“你打我，骂我，甚至拉着我一起死都没事，但我得在你身边。”

有一次，艾姐不知又从哪买来水果刀，斌哥不再阻拦，只是喃喃道，“只要你不在了，我就去杀了肖鑫。我一直没有动手，是想着你还在，只要你还在，我就可以暂时放过他，因为他还没有毁掉我在乎的人，他伤透了你，我会陪你到愈合。”

整整6年，斌哥从没离开过艾姐，也从未有过非分之想，“我唯一的自私就是艾姐得活着，只要她活着，无论以什么面貌出现都好，无论做什么都成。”

“你别以为斌哥是找不到对象了，他身高一米七五，家庭条件不差，可以说是为了我搭进去了半辈子。”艾姐说，整整过了6年，自己才开始接受斌哥，“在那期间，也有其他的男人追我，但他们是找不到对象，我只是他们没有选择的选择。而斌哥的条件是可以挑的，他却挑了我，这个世界真正在乎你生死的不多，愿意长时间陪你从痛苦走向痊愈的人更少。”

后来斌哥出车祸，双腿失去知觉，醒来第一句话是，“艾姐，我其实没死，一直在做梦，想着如果还不醒，没人看住你，你走了怎么办，我和阎王爷较劲呢。”得知自己再也站不起来后，斌哥不愿耽误艾姐，让她把自己当成哥哥。艾姐一巴掌扇了过去，“我的抑郁症刚好，你就要丢下我。想都别想，你要对我负责。”

两人终于在一起了，还开了家小店，但因为疫情原因，亏损了不少，艾姐便暂时出来做保洁，每次都要和雇主沟通好，“我可以少要一点钱，但是得带上我先生，我时刻需要他。”

5

我问艾姐，曹阿姨是怎么发现我生病，又是怎么找上他们的。毕竟平时面对曹阿姨，我都是笑嘻嘻的；出去工作，除了垫着纸尿裤，毫无异样。

艾姐叹了口气，说曹阿姨也是苦命的人。“她儿子自杀时才13岁，你说她怎么看出来的？曹阿姨只是不想让你知道她看出来了，总是在我面前哭，说那么好的雇主，不能没了啊。她没说把你当儿子，只是说‘雇主’，就是因为她觉得自己不配做一个母亲。”

我大为震惊。3年了，曹阿姨只给我提到过自己年迈的父母，她的丈夫、子女及其他家人，好像从来不存在似的。

那天，曹阿姨给儿子扫完墓，就被艾姐打电话喊了回来，一进门就抱着我哭，“我不知道怎么办，你到底怎么了……想不开就别想。你都不知道，如果不是你，我都不会给人搞卫生了。你从来没有看轻过别人，为什么要看轻自己……”

曹阿姨说，自己有一儿一女，丈夫有点小偷小摸，总是被人抓着游街。她儿子成绩很好，自尊心强，多次下跪求父亲，“你不要给我们丢脸了好不好，同学们都笑我呢。”曹阿姨不善言辞，能吃苦，却懦弱，不肯离婚，就知道埋头干活养家，面对儿子的质问，她只会说，“你莫管大人的事，那个人丢的脸你努力学习就能找回来。”

曹阿姨也知道，儿子得了奖状也一直闷闷不乐，还说：“我觉得好空虚，成绩好也不能代表什么，你们总说要我争气，他就不能不偷吗？”可曹阿姨从来没把这些当回事。

再后来，儿子多次跟曹阿姨提到自己睡不着，曹阿姨还是没察觉到异样：“哪有小孩子睡不着的，我是小孩的时候，都是睡不够，你外婆用棍子抽，都起不来的。”

很快，儿子变得不爱说话了，但成绩一直没降，在曹阿姨看来，这就够了，再苦也值得。几个月后，当曹阿姨得知儿子也因盗窃被其他家长抓住时，她满腹的委屈在那一刻彻底爆发，“我打孩子的头，骂他贱种。为了他们我真的很辛苦，无非是想望子成龙，可他动不动就搞个事情出来，明明熬几年，上了大学就都好了。”

儿子偷了同学的“生命一号”（一种保健品）。面对老师的责问，他哭着说，“我可能得了心病，以为‘生命一号’就是心药。想了很久没能忍住，我真的病了。”

没人在乎他如此荒唐的说法，“小孩子最多感冒什么的。父亲是小偷，他肯定是遗传了父亲的基因。”连曹阿姨也认为儿子在狡辩，“心病是什么啊？是那种大明星才有的病，穷人家的孩子谁没受过难，为什么要赶那种时髦。学习和出人头地才是你的全部！”

那天半夜，小孩把自己墙上的奖状都撕碎了，写了一堆纸条，“我病了，小孩也是会生病的，你们不信，等我睡着了，不怕痛了，就打开我的肚子看看。肉眼看不到，就去学校实验室借一台显微镜看。你们还说我没有腰，可是我的腰也疼过。”

第二天早上，曹阿姨发现孩子吊死在自家客厅。

伤痛之余，责难铺天盖地而来，“嘲笑孩子的时候他们都有份，现在孩子没了，他们又急着归咎责任，只有我一个人哪里都做得不合格，要不是还有一个女儿，我就拿命堵他们的嘴了。”

曹阿姨说自己没有钱看心理医生，只能试着推卸责任，“我们这代人都是这么过的，犯了错自觉地挨父母的拳头，情绪低落得自己调节，多说几句就是矫情。没有读过多少书，不会自省自查。我最初知道抑郁症，还是从一个小品里听到的……”

讲这些的时候，曹阿姨平静如水，仿佛说的是别人经历过的暴风骤雨。最后，三个人看着我说：“只要熬过去，再往回看，就是这样。我们要给自己时间，给未来时间。”

尾声

我想记录下2020年的这一天，这个平静的早晨。于我而言，它很重要。

我没有从他们的故事里得到任何安慰，有些痛苦不是横向对比就能减轻的，每个人都有自己要去穿透的痛苦，一点一点地撕碎它们，或者一点一点地撕碎自己。

唯一的欣慰是我们都经历过那种痛楚，不会嘲笑，也不会误解，即便回去后，依然各有各的痛。

很长一段时间，身边总是有人对我说，“加油，你不会做傻事的，只是说说而已。”抑郁症患者没那么傻，我们就是清楚地知道这种病的痛苦，才为了活着而耗光了全身力气。

那段时间，我不会说话，只知道哭。难过时哭，生气时哭，不满时哭，但在旁人看来，就是太过脆弱。没人知道我语言丧失，情感丧失，兴趣丧失，只剩下眼泪。

而现在的我，也不想隐藏自己生病的事实。每天吃药的我，情况没有变得更好，也没有变得更坏。我知道，只要没有变得更坏，才可能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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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桃姐》剧照